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拉开了序幕。一块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蓬勃发展，但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党在南方的根据地相继丧失。而此时的陕甘高原上，红色火种生生不息，红色旗帜高高飘扬，红色政权处处开花，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合成一片，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三色”建军，创建陕甘边红军队伍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决定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在西北大地上，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农民武装起义相继爆发，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遗憾以失败告终。农民起义走不通，那就走兵运之路。陕甘共产党人无惧失败、重整旗鼓，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苏雨生、谭世麟等宁夏、甘肃的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斗争。他们在国民党部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士兵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意欲通过发动士兵暴动，拉出革命队伍。陕甘地区经历了两当兵变、靖远兵变、巉口兵变等大大小小70多次兵运斗争，却依然没能摆脱失败的结局。

陕甘共产党人毫不气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创建红军队伍、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决心，创造了红色、白色、灰色的“三色”建军思想：通过“红色”建军，从工农群众中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队伍；通过“白色”建军，在国民党部队中吸纳和锻炼革命骨干分子；通过“灰色”建军，改造绿林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发动和领导了太白起义，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正式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带领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合水、安塞、保安等地，游击队伍几经打散，又恢复重建，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10月，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谢子长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合水县林锦庙会师，革命队伍发展到700余人。1932年1月，部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陕甘地区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陕甘游击队是从陕甘高原“梢林”中走出来的革命队伍，他们依托子午岭，穿梭在梢林之间，栖身于土窑之中，失败冲不散他们的队伍、打不垮他们的意志，他们在一场场战斗中历练成长、发展壮大。1932年12月，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规的工农红军队伍，有了军一级的正式番号。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旧址

探索建政，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人带领陕甘红军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一刻没有忘记过“武装夺取政权”的使命，坚定不移地走武装割据道路。他们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步步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时期。

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南下陕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于3月中旬回师陇东。此时的陇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陇东残留的国民党军阀变本加厉地向老百姓索粮派款，陇东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多次催粮失败后，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塬”。正在这危急关头，陕甘游击队的到来，犹如一束灿烂的阳光，照亮了老百姓反抗的希望。开辟根据地的时机来了，陕甘游击队改变原定出击陕西旬邑的计划，留在陇东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农民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还成立了少先队等组织。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组织成立了各村的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镇压恶霸豪绅，寺村塬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红色的革命火种不断撒向周边，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局面。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致使陕甘游击队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中损失惨重，仅剩下的200余人撤离寺村塬地区，转移到陕西耀县照金一带分别游击，逐步在照金一带发展壮大，形成新的红色区域。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立即投入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团在照金一带开辟游击区，组建地方游击队，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很快便打开了根据地的工作局面。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4月，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在照金一带建立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各级革命委员会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照金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秋，形成了以薛家寨为中心，横跨甘肃合水、宁县、正宁、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宜君7县边界，总面积约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

正在照金根据地建设事业深入开展之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继续坚持“左”倾错误，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使红二团在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没，陕甘边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生死关头。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趁陕甘红军转入外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留守的100余人与敌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薛家寨失陷。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以子午岭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以陇东南梁、陕北安定、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区指挥部。毛泽东曾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包家寨会议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地域选择这一重大问题，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推动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走向高潮。

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

11月7日上午，在荔园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3000余人。主席台上悬挂着醒目的红色会标，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政府大印。下午，在荔园堡河西马洼子台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少先队员以整齐的队形和步伐通过主席台，接受政府领导人的检阅。骑兵团200多匹战马昂首扬鬃，给阅兵式增添了威武雄壮的气势。边区人民一片欢腾，崭新的生活敞开了大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民主施政，制定出台“十大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充分借鉴中央苏区建设的经验，总结寺村塬、照金的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形成了一套独具陕甘特色、行之有效的民主执政方案，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广泛推行民主政治建设。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政议政，首次在陕甘边区局部范围内实现了绝大多数对少数人的专政，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积极推行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以人民意愿制定法律法规，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重视民事纠纷和案件的处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带领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制定分配土地的政策，照顾各个阶层，满足不同群体需求。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建立流动仓库，分散粮食储备，对农民不征粮。繁荣金融贸易，发行苏区货币，成立集市，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繁荣了边区经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提高。

全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动群众办学，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学校，之后又在其他乡村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兴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禁烟、禁毒、放足委员会，发布相应的法规，并制定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民主建政、民主执政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营造出民主和谐的社会氛围。陕甘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建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根据地发展生机勃勃、一派祥和。

反击“围剿”，壮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随着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国民党统治者惊恐万分，反动军阀接连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同心协力、一致开展反“围剿”斗争，誓死捍卫革命成果。

1934年2月，陕甘两省军阀集团纠集8个团，1万余人马，兵分8路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刘志丹等人根据敌情，制定了反“围剿”计划，坚持在流动中求生存，避开敌人锋芒，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则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奋勇杀敌。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节节胜利和根据地内线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由刘志丹任总指挥的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人斗智斗勇，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相继解放安定（今子长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赤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的联系，粉碎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反革命“围剿”，形成了南北500余公里、东西250余公里、总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广阔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共产党人和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取得了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合并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小学

落脚陕甘，中国革命从陕甘宁再出发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让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长征红军有点可落、有点能落，并且站得住、站得稳，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经甘东北、陕北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哈达铺得知陕甘地区还存在着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决定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从长征开始，落脚点的问题就一直是困扰党和红军的一块悬而未决的大石，经过数次抉择和变更，在榜罗镇会议上终于得以确定。落脚点的确定至关重要，意味着中央红军长征即将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即将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具备了付诸实际行动的充分条件。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迅速调整了政治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红军团结作战，取得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实施东征和西征战役，不断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发展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陕甘边这片红色的热土，屡经挫折与失败依然岿然不动，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长征红军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整装出发，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我们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新篇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当之无愧的起承转合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