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和发起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贡献较大有四个人，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蔡元培曾在《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其中尤以留日学生的作用为大。以下简单介绍留日学生中李大钊和李达两人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的贡献和影响。

1913年冬，李大钊得到朋友的帮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据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回忆，他在留日时，日本思想界很进步，已经有共产主义者。日本大学中有讲授共产主义学理的教授，在大学图书馆里，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甚多，即使在外面查禁的书刊，在学校图书馆里也能看到。李大钊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三年，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1917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超越一般民主主义思想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了。李大钊的传记材料也证实：“在日本，李大钊同志已经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一些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立即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等论文和演说。从这些文章和演说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已经打下了相当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对李大钊又是一个大的促进。

1913年李达以湖南官费留日，但次年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再度赶赴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当他从日本报纸上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时，感到十分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从此，李达开始在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5月，留日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次事件对李达思想的转变作用很大。重返日本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学以致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就积极地为国内报刊撰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下半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以及九篇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的短文。尤其是前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当时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1918年至1920年，李达还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日文著作，即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说》等。这些书均在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当时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著极少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还有很多留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洋取经，回国运用于革命。